天下只有庸常之辈既没有骂名、也没有美名，如果有人能让全天下人恨他，那他一定是盖世奸雄；如果有人能让全天下人爱他，那他可算是盖世豪杰。但是，全天下人那么多，其中庸常之辈占了绝大多数，非常之人不到百分之一，用庸常之辈的标准，来评价非常之人，靠谱吗？所以誉满天下的，未必就不是滥好人；谤满天下的，也未必不是真伟人。老话说：盖棺论定。可我发现有的人盖棺了几十年、几百年，却还没有定论。……且不管此人是大奸雄还是大豪杰，但他的位置与行事，不是庸常之眼可以借烛光窥探，也不是庸常之舌可以信口乱雌黄的。懂得这个道理的人，才有资格读我所写的李鸿章。

——梁启超《李鸿章传》前言

“知识分子”的解释是：

具有较高文化水平、从事脑力劳动的人。如科学工作者、教师、医生、记者、工程师等。

外国对知识分子的定义是：

受过专门训练，掌握专门知识，以知识为谋生手段，以脑力劳动为职业，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的群体，是国外通称“中产阶级”的主体。

从中西两个“知识分子”的定义不难看出，贵国对知识分子的定义是带有阶级色彩，西方是带有市场化色彩，起点也比较高。

弗兰克·弗里迪：把脑力劳动者与知识分子去分开是必要的，定义知识分子，不是他们做什么工作，而是他们的行为方式、他们看待自己的方式，以及他们所维护的价值。

爱德华·希尔斯说：“每个社会里面，都少不了一小撮人，他们具备超越凡夫俗子的本质才能，喜欢探索比日常生活之具体情境更为普遍、在时空层面更为遥远的符码，并且渴望与这些符码进行频繁交流与沟通。”

从上面这些知识分子的定义与特征的论述不妨能看出来，知识分子不光会在家里研究知识，还要投身到社会中，用自己的知识去启蒙别人。当然，很多时候这种一厢情愿的想法是有点理想主义。知识分子不管在任何时期和任何国家，都要依附于什么上面，他很难独立于权力、金钱之外。睾之不存，丸将焉附？在贵国是这样，在美国也是这样。自古以来，从柏拉图和孔子开始怀疑人生，就有了知识分子，也就有了无法独立的知识分子。不要以为，敢于发表见解的知识分子就是独立知识分子，这和你坐在烧红的炉子上面一分钟和在路边等一个约会对象一分钟哪个时间更长是一个道理，只不过是相对而言而已。

——简而言之，大致上可以如此界定：知识分子就“公共事务”——广义的政治议题，包括从意识形态、伦理学或政治层面分析之文化事务——为一般民众（或至少是比学术界或专业领域更普遍的读者群）撰写论述。跟学者比起来，知识分子更具有“实用性”、时代性与“偏重结果的倾向”：但是与专业技术人员相比，知识分子的视野则显得宽广许多。就上述定义来看，“知识分子”与“社会评论家”和“政治知识分子”大同小异。

波斯纳在这本书里穷追猛打的目标就是“自我推广”型的公共知识分子。当然，写到这里，有人会问，那波斯纳本人到底是个什么呢？按照贵国人的普遍智商一定会这样问：你自己做的又怎么样呢？你有什么资格批评别人？你还是当你的法官去吧，写书批评别人不是你的特长；你一定是嫉妒人家比你有名，你一定在炒作自己……贼的儿子一定是贼，法官的儿子一定法官。

这是电影《流浪者》里的台词，这是血统论，我们早就否定过了——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不过，我坚信，傻逼提出的问题一定是个傻逼问题。波斯纳显然意识到会有贵国读者看到这本书，会提出上述质疑，所以在书中早早就准备好了答案：他说他具备他所批判的公共知识分子一切特征，“观察芸芸众生，自我的缺陷一目了然——此乃人类的天性。”在注释中他这样说：“在本书付梓期间，我再三犹豫，最后还是决定把自己也列入第五章的名单（《公共知识分子大名在媒体、网站和学术作品上被提到的次数》《依照媒体提到的次数，列出前一百名公共知识分子》）。”

波斯纳这样做心里踏实了，连自己也灭了。一个敢于反省自己的人一定比敢于让别人反省（贵国要加上让别人道歉）更有出息。

知识分子与公共知识分子的最大区别在于，一个是计划经济，一个是市场经济。所以，波斯纳针对靠卖观点获利的公共知识分子进行了一番市场分析，“正如我们将看到的，公共知识分子在很大层面上，可以说是一种名流现象，因此早期对名气和声誉进行的经济分析自然密切相关。”所以，知识或他们掌握的信息不见得是公共知识分子作品的唯一价值，他们在公众眼里产生的名人效应所带来的价值才是更大的价值。

公共知识分子越来越多，并不是公众对他们的需求越来越大，就像当初姑娘生了我们没有说愿意。是媒体的扩张、竞争为作用力，公众盲目跟从变成反作用力，一进一出，不断进进出出，于是双方都产生了快感，公众最终还是一个被动角色，他们只有接受的份儿，同时还不断地去放大公共知识分子的影响力，这让更多的公共知识分子加入进来。可是话说回来，谁又能去改变这一些呢？

其实最初公众没有意识想去听一个行家点评某个事件，或者想从那些高人的嘴里听到真知灼见，但是后来媒体把它变成了普通人的惯性思维，让公众产生一种依赖心理，并且加重好奇心——看看专家是怎么说的？即便是一些老掉牙的话题，一样能引起公众的兴奋，在美国，自由与平等、宗教与家庭之间的关系、性爱与繁衍后代之间的关系、刑罚制度的严厉程度、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对少数种族的态度……越是在学术界或是法律界不能定性的话题，越是能挑拨起公众的G点，参与的人就越多，公众也就越希望精英们介入进来，希望他们能提供一流的观点。波斯纳说：

——公共知识分子所“贩售”的东西，算是典型的信誉商品。既没有可靠的方法来检验公共知识分子产品的素质，消费大众——暨其中介者，即媒体——只有把焦点放在输入端，也就是公共知识分子身上。消费者没有能力直接评估公共知识分子所言是否属实，而是看这些家伙有没有说服力。碰到这个节骨眼，口才自然就派上用场，成为信誉商品展示品质的强大工具……学历文凭、风格、外表仪态、人格操守等等，都是让听众对输出品质产生信赖的工具……一旦对公共知识分子的人格有所怀疑，也会对他提出的观点产生怀疑。

作为公众，多数人在看公共知识分子的文章或是演说，不是为了吸收什么知识，而是为了娱乐消遣，顺便巩固一下自己既有的观点。这一点很普遍，普通人常常为自己的判断感到不自信，一定要让这些公共知识分子站在自己的后面扮作老虎，他自己这只鬣狗才会自信成狐狸。

知识分子总是身不由己地把自己搁进一个理想主义的状态上，这往往又是知识分子的悲剧所在。于是，更多的人明白了，他们从理想走进现实——变成了波斯纳笔下的那一类公共知识分子。在贵国，这类人一定会生生不息。

写到这里，一定会有很多傻逼问（当然，一定有80%以上的人不会看到这里就会跑过去留言问）：你说了半天，你又是什么呢？我觉得你也是波斯纳笔下的那种嘴脸。

参看：理查·波斯纳<Richord A. Posner> 著《公共知识分子》韩文正 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