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现在，这一切名字却像粘力失效的小纸片，从它们所在的东西上逐一剥落，逐一飞散。所以我们开始习惯不再相信言词。满街的标语，我们当作装饰。课本上的教训，我们当作考试过关的口令。什么"国家名牌"、"免检产品"，我们当作是产品包装上的图画。

甚至连我们自己也变成了在真空之中戏耍修辞的高手，公司办的一切活动，我们都在内部通讯上形容它是"盛大"的，到访的宾客一律"尊贵"，他们和领导的谈话则必然"亲切"。国营商店的墙上称我们为"亲爱的顾客"，但里头的工作人员却不耐烦地用"喂"来称呼我们。

话到这里，我很难不想起哈维尔在《无权者的权力》中所说的那个著名故事，一个市场上的蔬果贩在店铺里打出了"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标语，但这句话到底和他的生意有何关系呢？它是他的理想吗？他真心信仰这句话的力量吗？恐怕不。

可是他仍然无可无不可地挂上了。如果每个人都以类似的态度对待言词与事实的隔离，那么他们一定不会再轻信任何言词以及那些用言词表达的所有美好价值。而这个社会将不只是个信任匮乏的社会，它还必将滋生出一种犬儒的冷漠。

对于种种明明背离了现实的描述和形容，他们会说"这真是没办法"；他们会说"反正事情就是这样了"。默然地承受，机敏地度量，以一己的智巧去处理世事之无奈。虽然很多人都过早地衰老，常常世故地劝告那些还会生气还在盼望的人"不要太天真"。

可是，我依然以为当一个产品标榜安全，它就应该是安全的；我依然以为当一个人自称公仆，我们就要以对待公仆的方式要求他；我依然相信语言与事物的神奇对应，相信承诺必将履行，理念必得实现。这不是幼稚，而是公民存在的基本条件；不只是"我相信"，更是"我要相信"。

天然棉已经不是天然的了，甚至连蛋白质也不再是蛋白质。假如连我们自己也不试图活在真实中，任由那种成熟而聪慧的犬儒蔓延，那么迟早有一天，"人"这个字的意义也要沦陷、虚无。

正如梁文道在卷首所说：时评类的文章如果少了读者对于当时背景的自我铺排，随着时间的流逝……它们终将是一堆晦涩难懂的废纸。既然我们活在当下，那为何不那个什么一下子？

怨恨的心理告诉我们自己离阿Q有多远：

20世纪的德国思想家舍勒（Max Scheler）继尼采之后，深入挖掘了人类的”怨恨”（ressentiment）心理，他的说法可以帮助我们进一步理解现代中国的阿Q心态。

依照舍勒，怨恨是一种对他人不满的情绪反应，这种情绪是种潜藏心中隐忍未发的怒意，毒蛇般地折磨和扭曲了一个人的正常心智与价值观。所以要隐忍不发，是因为有这种情绪的人根本没有发泄报复的能力。这

种怨恨的由来有二，一是受到他人的侮辱，二是嫉妒他人拥有的东西，觉得那东西本该为己所有。可是他人的地位比自己高，实力比自己强；我不只没法抢夺他拥有的一切，没法改变我和他的差距，甚至连对之发作都不敢。

这时就会出现”价值位移”（value shifts）的现象了，意思是颠倒价值常规，把自己得不到的说成是不好的，将自己的低下处境说成是高等的。就像阿Q和人打了一架之后却以自己的卑贱无能为美，又像中国给列强欺凌之后表扬自己热爱和平。

传统的英雄观鼓吹超乎常人的伟大尺度；现代的反英雄则标榜真小人的真实，似乎自私和软弱不只是人之常情，以为人人都该如此，不只虚浮甚至虚假。可是过去二十年来，对这种虚假宣传的反感居然使得真小人成了很吸引人的人格典型。

一个人再多妄语、再多劣行都不是问题，只要他够真就行了，仿佛”真”就是最了不起的价值。我们躲避过度的崇高，是为了复现人性的本来的面目。认识了人性的怯懦与卑下，我们才懂得包容和悲愤，再踏实地谋求个人道德上的进步和完善，而不是反其道而行，奉怯懦卑下为理想。

过度简化和本质游移都不是我们所希望看到的：

我对”本质”和”深度”这类字眼存有近乎本能的距离感。举个例子，如果我今天只是想要知道一把剪刀为什么剪不断毛线，你实在用不着向我介绍工具与技术的”本质”，也不必在这里花时间找出一堆很深刻的物理学解释；你只需要告诉我这把剪子是不是太钝了，甚或干脆换把新的给我。在公共事务上面，种种关于”本质”和”深度”的空洞玄说不只解决不了任何实际问题，有时还会塑造出更难疏解的偶像与幻觉。比如说”中国文化的本质”，这是我最怕看到的字眼；如果现实中国的一切问题都是中国文化的错，那么我们就什么都不用做了（更不消提这里头可能还有循环论证和过度简化等种种谬论）。

你认为什么样的宣传方式最为有效：

德籍犹裔维克多·克伦贝勒（Victor Klemperer）在《第三帝国的语言》里提出了一个相当经典的问题：”什么是希特勒最有力的宣传工具？是他和戈培尔的个别演讲吗？”与当时大部分人的想法不同，早在该书出版的1947年之前，克伦贝勒就极度清醒地发现了纳粹的秘密：”不，最有力的影响不是来自个别的讲辞或文章、宣传单张、海报与旗帜；这种影响力不是透过那些必得清醒地、有意识地吸收的东西而达致。”"相反地，纳粹主义之所以能渗进人民的血肉，靠的是一些单词、词组和语句的结构，靠着广泛、机械而又不自觉地重复使用它们达到百万次以上。”其实克伦贝勒的发现不只适用于纳粹德国，而且还是古今中外所有国家一切社会的通性。

政治语言的力量何其强大；当它不再只是官方成套使用的术语，还是每一个人虽然都觉得它是陈腔滥调，却又毫不在意地以之沟通的时候，它的效果就能发挥到淋漓尽致的地步了。

“宣传”与”炒作”之分别存乎一心，端看那条要被推广的信息正面与否。但在长久的使用传统之下，于稳固的意义联系之中，我们再也不用先去判断某段讯息本身是否正面，只要搬出”宣传”，那被宣传的东西就是正面的了；相反地，如果看到”炒作”二字，那被炒作的东西也自然就是负面，毋庸再说。

他们或多或少是死在一个十分抽象又十分无聊的概念手上

最近针对城管队员的暴力事件接二连三，而投诉城管粗暴执法的个案更是无日无之，甚至有人因此丧命。这样的消息叫人听了格外伤心，因为他们或多或少是死在一个十分抽象又十分无聊的概念手上，那个概念就叫做”市容”。

选好角度，斟酌立场：

时事评论不只是批评时局里的种种弊端，往往还是种策论，要懂得站在政府的角度，以旁观者的清明提出可行的建言。这种文章写得多了，会渐渐习惯穿上当权者的鞋走路，稍不留神就要失去自己原有的位置与批判的距离。中国人好谈政治，往往不自觉地把自己放在政府的位置，常常以当局的利益及视角为”大局”，乃至于诡异地忘却自身，居然很乐于牺牲自己的权益去配合”大局”，十分地无私。中国文人更有当国师的传统欲望，尤其容易养成这种不把自我当回事的”大局观”，有时还不限于策论，更要主动充当政府发言人，替官抚民。

根据乔姆斯基等人的长期观察，西方主流传媒、大企业和政治势力等三者之间固然有千丝万缕的利益关系和公关网络，但有时更要命的或许是媒体人那种未经反省却又自命正确的价值观。

照他们的价值观形成的潜在共识，中国政府是个压迫人权的政府，中国传媒也是不可信的宣传机器，所以中国人就不可能有真正的自省自觉（因此才会有人诬蔑Anticnn有官方在背后做手脚）。于是在西藏和人权等议题上，他们往往就失去了客观的坚持，不惜以截图等手段扭曲真相，好持续控诉中国，并且获得”政治正确”的自我满足感。

解释学宗师伽达默尔在他的经典《真理与方法》里如是说：”……必须从一开始就对文本的异己性保持敏感。但这种敏感既不涉及所谓的’中立’，也不意味泯除自我；而是为自己的先存之见与固有理解容让出一块空地。对自己偏见的觉察是件重要的事，因为这样，文本才能呈现出它所有的他性，以及它那相对于读者固有理解的真理。”

我不知道。我也不知道阎教授总不愿”正面响应”那些青年的理由（是没有时间，还是他的响应被人觉得不够正面？）。我只知道这是一个急躁而喧嚣的时代，我们就像住在一个闹腾腾的房子里，每一个人都放大了喉咙喊叫。为了让他们听到我说的话，我只好比他们还大声。于是没有任何一个人知道别人到底在讲什么。

我们的文化大国梦：

正是阿米拉·哈丝这种人使我感到记者的尊严与光荣。她是一位真正的”无国界记者”，在普世的人道价值和政府与同胞的欢迎之间，她选择了前者。然而，她又是一位最爱国的记者，因为她不能忍受自己的国家犯错，不能忍受自己的祖国在军事和经济上是巨人但在道德上却是个侏儒。看着自己的政府和国民走上一条错误的道路，于是奋起孤笔一士谔谔，欲挽狂澜于既倒，这岂不就是新闻人的良知吗？

纪念碑的意义：

所有的死者纪念碑都是一种责任的要求，它把死者的死因与现存者的生活以道德义务的形式捆绑起来，要求生者明确认识自己的活与死者的死有因果关系，要求生者以纪念的方式履行对死者的义务。

关于社会信任的迷思：

公民社会的建立需要”公民道德”（civic virtues），而公民道德的核心是信任。舍己救人的英勇故事，大家都已听得太多。这些故事最感人的地方，是它们呈现了一种集体的特征。与历年”感动中国”的人物评选不同，这里有的不是个案，而是集体。这种集体特征忽然让我们感到信任原来是存在的，孩子始终是可以交托给老师的，乡亲始终是可以看顾老人的。因为那些多得数不清的故事说明了，在危机来临的关头，你会守护我的姐妹兄弟；所以，我也将守护你的姐妹兄弟。